一、引 言
本文所述的法律挑战在于，传统法律观点认为应当以钱款来源区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职务侵占罪，这为规避查处、翻新手法的新型职务侵占认定带来挑战。传统法律观点认为，贿赂犯罪中的贿赂财物应当予以“追缴”，而非发还被害单位，由此引发被害单位财产受损但权利较难得到保障的法律难题。本文所载成功案例正是在以上两个法律挑战中实现了被害单位退赔的重大突破，实质保护了民营企业的财产权。
二、案情介绍 某外资家纺知名企业S公司员工杨某，先后担任S公司中国区产品总监、产品开发副总经理，直接负责公司对供应商的报价比价、样品打样等采购环节，实际掌握供应商选择权与采购定价权，其职权足以影响和决定公司与供应商的最终成交价格。杨某作为采购负责人，先对供应商报价进行压价，再利用其定价权以原报高价与公司签订合同，从供应商处套取“差价”。经调查统计，供应商支付给杨某的“差价”达到2200万余元，笔录均称系“好处费”，其中有近1000万元通过地下钱庄转入美国同事账户。 （一）办案经过 该案由合作的某红圈所律师成功完成反舞弊调查及刑事控告等步骤，案件前期进展顺利，系以职务侵占罪进行的控告。审查起诉阶段及开庭审理阶段，公诉机关均以钱款来源于供应商为由，认定“好处费”系受贿，其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金额2200万余元，职务侵占金额24万元，认为受贿金额应予追缴没收。 海华永泰系在开庭前夕介入代理工作，接受代理前，律师团队提出如下代理观点：如所涉的“受贿”金额与订单金额挂钩，且受贿金额与每笔订单均成一定数量比例，则不应当轻易认定为受贿，据此提出认定职务侵占及退赔的代理主张。最终，历经四次开庭，法庭采纳被害单位代理意见，考虑到被害单位受有损失的情况，支持被告人向被害单位退赔近500万元。 （二）争议焦点 1．关于罪名认定 公诉机关系以钱款来源于被害单位，还是来源于供应商区分“好处费”的性质，认为本案系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代理人提出如下区分要点：一是谁受有损失。通过压价获取的所谓“好处费”实际上是被害单位额外支出的采购差价，实际系被害单位的损失，而非供应商的利润损失。二是“好处费”的数额特征。按订单金额比例支付的好处费，其金额是与订单和合同金额挂钩的，不符合贿赂金额一般不与订单挂钩的特征。三是行受贿合意。行受贿的合意是区分是否为贿赂犯罪的关键，但本案中不存在行受贿的合意，供应商并不知道杨某是否向公司报告压低后的价格。四是钱款来源并非唯一区分标准。不能仅依据形式上由谁支付来简单认定，职务侵占案件中很多也是由第三方配合套取钱款后支付给被告人的。具体来讲，还是要看谁的利益受损来对贿赂款来源进行实质认定。 2．关于“受贿”案中是否应当向被害单位退赔 公诉机关认为本案应认定为受贿犯罪，不存在被害单位损失，应当对贿赂财物予以追缴并没收国库。 代理人提出如下代理观点：一是法律文义解释规则支持贿赂犯罪退赔被害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第十八条将“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并列规定。既然贿赂犯罪中也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及时返还，则本案当中不管如何对犯罪行为定性，不管是职务侵占还是贿赂犯罪，都应当对被害人额外支出的成本形成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并返还给被害单位。二是法律体系解释规则支持贿赂犯罪案件中由被害单位行使归入权。基于法益保护及公司法“归入权”制度，涉案受贿款应认定为被害单位财产，依法予以返还。权威司法期刊《人民法院报》亦载文指出，“司法机关对民企高管管受贿案赃款一律上缴国库，而该所得属民企归入权重要组成，此举导致民企经济损失未获保障，影响内部反腐效果与积极性。”作者进一步强调，“有证据证明其行为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时，司法机关依刑法第六十四条，将赃款返还民营企业”【1】。三是法秩序统一原理支持被害人损失优先受偿规则。受贿款实质为被害单位损失，返还该款项符合“被害人损失优先受偿”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确立“被害人损失优先受偿”原则，明确被害人损失优先于罚金、没收财产执行。四是本案证据、事实支持被害人损失应当优先返还。本案中代理人通过综合举证证实“差价”形成机制，使合议庭确认了被害单位损失。从《民营经济促进法》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强化民营经济产权保护的立法精神出发，呼吁保护外资企业对华投资财产权。 （三）裁判结果 本案通过打罪名、打刑期、促退赔的方式进行代理，最终以诉辩交易的方式结案，被害单位获赔后不再对罪名提出异议，判决书仅落下“另提出杨某已对被害单位S公司进行经济补偿”的字眼，但其中的法律适用突破系前所未有的。 最终代理成果：杨某退赔给被害单位近500万元，退缴违法所得74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八十万元。
三、律师办案经验总结 本案能取得如此不易的代理结果，基于律师扎实做好了以下几点： 1.穷尽可能适用的法律 本案虽然为“非公受贿”案由，但代理律师综合运用了大量与“非公受贿”和“职务侵占”相关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权威实务观点，并多次以代理意见阐释了应当适用的理由，充分影响了裁判者的内心确信。 “穷尽法律列举”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庭退休法官陆文德法官提出的一句话。结合本案办理经验，承办人深有同感。虽然代理律师的法律列举仍然可能是不完全的，但是已经足以让代理律师提出若干个重要的“退赔”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是尽力的。 2.坚持不懈完成大量沟通和研究工作，在控、审各方均取得良好的沟通效果，精准输送有效代理意见。 承办人办理本案前后多次与法官当面沟通，与被害单位、检察院、法院的沟通记录详细且繁复，多次提交代理意见，为达到最终代理结果倾心尽力。虽然检察官的意见与律师相左，但整个沟通过程还是获得了检察官不同程度的支持和谅解，包括同意适用退赃退赔等等。 经过律师持续的庭前沟通，法官也与被告人家属及其代理人取得了联系，并做退赃退赔工作。前期尽管法官对于适用“退赔”情形存在疑义，但最终还是采纳代理律师意见。 3.敏锐指出被害人受损的主要矛盾，巧妙引用权威学术观点。 本案的主要矛盾在于被害单位因此受有损失，如全额认定为受贿金额予以没收，该处理方式显然与本案事实相左。 为在理论上解释矛盾产生的原因，代理律师引入了公司法下“归入权”的制度理论，尽管该理论不一定被法官接受，但却加深了方案对本案最大矛盾点的认识，引导法官不应轻易下裁判，这是本案成功代理的重要因素之一。 4.本案法律思维对于办理类似疑难案件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本案的代理难度很大，经过充分案例检索，目前还没有在实务案例中支持“非公受贿”退赔给被害单位的案例，但是有难度不代表没有代理空间，“没有泼不进去的水”，正是秉持“螺蛳壳内做道场”的执业精神，本案的操作实践给承办团队应对疑难案件提供了丰富的法律思维素材，在穷尽法律列举、案例检索、理论应用及法律适用方法方面均取得了较大地突破。
注解：
【1】汪明亮：《构建与民营促进法涉刑规定相适配的理念体系及应对措施》，载《人民法院报》2025年10月30日，第5版；《民企高管受贿赃款，必须“一律上缴国库”吗？》，载“新京报评论”，2026年1月8日，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qGIwdUG-cIhfz04priAQg。
承办律师介绍 李开胜 海华永泰高级合伙人 李开胜律师，海华永泰党委第二支部书记，全国刑事业务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志愿服务团长宁分团成员，载誉“律新社”《2025律新指南》、GRCD年度青年律师等专业榜单。 李律师团队主攻企业反舞弊调查与控告、经济金融与职务犯罪辩护业务等相关领域，多次荣获优秀案例奖、优秀党员律师等业界殊荣。办理过某省某新区一把手（厅级）涉嫌受贿案、三百亿定向融资等数起非法集资案、涉案17亿元的话费充值卡券帮信案、某跨国药企医保诈骗案等知名案件，并多次在CCTV2,“看看新闻”“律新社”“法眼看天下”法律媒体和平台交流普法宣传活动及实务办案经验，参与组织海华永泰“一千零一辩”刑辩沙龙活动。 联系方式: likaisheng@hiwayslaw.com 张浩然 海华永泰高级合伙人 张浩然律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学、英语双学士。张律师长期致力于公司商事类法律服务，擅长设计股权架构、股权激励方案、融资方案等。曾为中石化、联合利华、电信实业集团、中国电网、飞科股份、红星美凯龙等企业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历任长宁区司法局团委委员、长宁区青年讲师团成员、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校友会理事、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生涯导师、中国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常年法律顾问、中国中小企业调解中心调解员、联合利华“联合U创”孵化器法律专家、上海市企业服务云法律专家等社会职位，以及市律协公司与商事委员会委员、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委员会委员。曾获海华永泰“十佳律师”，海华永泰首届“青年律师之星”。 联系方式: zhr@hiwayslaw.com
